《限購擴軍當預估副作用》曾提出，各地限購政策不宜一刀切，應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全面均衡考量。而中央有關部門在決策時也的確給出了充足的彈性空間。 

　　據報道，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將不會發布二三線城市具體的限購名單，限購政策和措施由各地自行發布。在浙江臺州限購政策出臺后，新一輪限購輪廓也大致清晰，“自主限購”成為主流，這無疑是一種理性的態度。 

　　不過世上沒有萬全之策，“自主限購”亦難免存在問題。從目前已實施限購的城市來看，除北京等一線城市較為嚴厲外，多數城市的限購政策都留有“活口”,有的城市搞“局部限購”,有的城市擬搞“90平方米以上戶型限購”,有的城市則計劃將 “一家一套”限購改成“一人一套”,有的城市則打算對“高端人才不限購”,而對外地人購房標準如納稅年限、社保繳納年限等也都各不相同。 

　　自主限購可能存在的首要問題是，由于土地財政是很多地方財政收入來源的大頭，從地方政府利益角度看，寬松限購是其利益所在，如果大部分城市都將限購政策“從寬”,則限購政策必將成為走過場。 

　　其次，由地方政府自主靈活限購，由此而形成的五花八門的限購標準也很可能演變成某些部門和個人尋租的工具。事實上，目前在一些城市這種尋租現象已經抬頭。即便是在執行限購最為嚴厲的北京，外地購房者也可通過一些中介機構花數萬元到十數萬元不等買到納稅證明、社保證明以及北京市工作居住證，從而獲得買房資格，并已形成了一定的市場規模，這其中難免有一些政府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參與其中。而假如一些地方自行設定限購標準，例如“高端人才不限購”,那么如何界定高端人才？決定權在于誰？這便將和納稅標準以及社保年限一樣，成為新的尋租空間。 

　　而這些尋租行為一方面會造就新的腐敗空間，另一方面，購房者除購房的房價和稅費外，還要額外付出數萬元的“房票”錢，并且在未來出讓時無法計入購房成本。林林總總額外的“房票”類制度成本，實際上也是房價的組成部分，這部分房價可稱之為隱性房價，而且還添加了金錢之外的“跑門路”等其他各種成本。雖然其不會被納入正式的房價統計，但卻在事實上推高了房價，并增加了購房人買房難度，從而有違于調控初衷。 

　　因此，在各地推行“自主限購”的過程中，也應為其設置一定的基礎標準，更應對地方的政策實施與反饋進行監查和指導，以防限購過程中的尋租和腐敗滋生。